廣告詞
您當前所在的位置:中國清算網 > 學術研究 > 破產重整

破產審判專業化的路徑探索——以淄博法院破產審判實踐為研究對象

作者: 時間:2019-06-26 閱讀次數:531 次 來自:中國清算網

趙玉忠  宋欣欣  劉洋

 

    破產審判專業化是近年來破產法界高度關注的話題之一。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于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要求直轄市的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所在地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專門負責公司清算與破產審判工作;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將“審判專業化”定位為“破產審判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環節”,并在“總體要求”之后以第二部分的顯要位置進行論述,重視程度可見一斑;2019年年初,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陸續成立破產法庭,標志著全國破產審判專業化建設實踐探索邁上了新臺階。

    2014年,淄博中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為全國21家破產案件審理方式改革試點法院之一,并承擔了“企業破產重要法律制度實施及完善”、“企業破產案件審判管理問題”兩項試點工作,“破產審判專業化建設”成為最高人民法院給淄博法院試點工作“命題”中的一道“必答題”。作為中國北方、地處內陸、置身老工業基地的中級法院,如何在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倡導破產審判專業化的背景下、在當前司法責任制改革的背景下,走出一條與當地破產法治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法院內部運行機制相契合的道路,成為我們持續關注、認真研究的課題。

    關鍵詞:破產審判  專業化  路徑  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各級法院要大力加強破產審判專業化建設,努力實現審判機構專業化、審判隊伍專業化、審判程序規范化、裁判規則標準化、績效考評科學化。”最高院的這一論述,搭建了破產審判專業化建設的框架。淄博法院認為,破產審判專業化是破產審判人員、機構、機制等要素相互融合,達到最優運行狀態的司法生態系統,是一項全方位、綜合性、立體化的工程。這一系統的建立難以在一朝一夕之間完成,實踐中,淄博法院就審判機構、審判隊伍、案件推進機制等具體問題進行了探索。

一、以“專人專辦”為核心,推動審判機構專門化

    (一)審判機構專門化是破解破產審判“不良循環”的基礎。

    在法院整體工作架構中,破產審判起步相對較晚,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處于無序發展的狀態。且由于破產法具有“強外部性”的特征,破產審判專業性強,矛盾多、會議多、文書多、信訪多、程序長,協調工作任務重,如果沒有專門的審判組織,破產案件往往成為被“選擇性回避”的對象。而 “由于沒有專門的審判組織,所以法院不愿或不會處理破產案件;由于不處理破產案件,就更不需要專門的破產審判組織”,形成這樣一種“不良循環”

    (二)審判機構專門化的核心是“工作內容和人員高度匹配”。

    梳理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論述和工作部署,可以看出在審判機構專業化方面,呈現“破產審判合議庭—破產審判庭—破產法庭”三個階段的發展脈絡。上述三個階段,從形式上體現為一步一級、逐級向上,從實質上看都具備“專人專辦”這一核心特征。在上述三階段中,破產審判合議庭是基礎版,破產審判庭是加強版,破產法庭是2.0版。借鑒域外法的經驗和我國設立金融法院、知識產權法院的做法,也可預測將來會出現“破產法院”這一3.0版。破產法庭、破產法院的成立,是破產審判專業化的更高階段,也是發展方向,但這兩個階段的實現,離不開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對許多地方法院來說,限于司法資源、行政資源的有限性,全面推開仍不現實,絕大多數地區法院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破產審判合議庭和破產審判庭階段。但只要符合“專司破產案件,原則上不審理其他訴訟案件”這一核心要義,便具備了破產審判專業化的基礎。反之,如果工作內容和審判人員不能做到高度匹配,在普通案件審判壓力下,“專業化”不可避免的走向“邊緣化”。

    (三)審判機構專門化的延伸是“職權配置的優化整合”。

    破產作為概括執行程序,具備執行程序的一般特征,二者不同之處在于:邏輯前提不同,破產程序以“資不抵債”為前提,執行程序以“資大于債”為前提;主體模式不同,破產程序為債權人對債務人“多對一”模式,執行程序為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對一”模式;處置手段不同,破產程序大體分為裁定受理、管理人接管、破產財產管理、變價、分配,執行程序大致為查封、扣押、拍賣變賣、過付。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執行手段不斷強化,執行措施日益完善,特別是自最高人民法院部署開展“基本解決執行難”專項行動以來,執行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因此在破產程序中,可以積極探索與現行執行程序和職能的嫁接,將財產查控等執行手段納入破產程序,發揮法院工作職能的整體優勢。具體來說:一是財產查詢。依托執行部門網絡查控系統,破產審判部門對擬查詢事項,如債務人企業資產狀況,包括房地產、股權、銀行賬戶、車輛等信息填寫查詢單,經合議庭合議、分管院長簽批后交執行局查詢。也可以由執行部門開放一個端口,由破產審判部門直接查詢。二是財產控制。破產申請受理后,對于可能因有關利益相關人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影響破產程序依法進行的,受理破產申請的人民法院可根據管理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對債務人的相關財產采取保全措施。

   (四)淄博法院破產審判機構專門化的三個階段。

    階段一:隨機辦案,無專門審判機構。

    時間節點主要對應為《企業破產法(試行)》實施到《企業破產法》頒布期間。社會背景為國有企業改革,案件類型集中為政策性破產。這一階段淄博法院破產審判處于起步時期,既沒有專業合議庭,也沒有專門審判庭,破產案件與金融糾紛案件、公司糾紛案件等共同構成民二庭職能配置的一部分。這一階段由于政策性破產的任務要求,破產案件收、結案件數都有保證,但本輪國有企業改革結束后,破產審判工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階段二:專人兼辦,破產庭“掛靠”民二庭。

    最高法院杭州會議之后,基于上級法院要求,同時也基于“商事一審大幅下降、破產成倍劇增”的審判工作格局,淄博中院按照“專兼結合”模式,安排民二庭的第一合議庭為專業破產合議庭,承辦原有破產案件和新受理的重大、疑難破產案件,不再承辦普通一審訴訟案件;第二合議庭著手新收簡易破產案件的受理審查和審理工作,兼辦普通一審和涉外商事案件,“一套班子兩個牌子”,名為破產審判庭,實為破產合議庭。在案件受理上,主要是地方黨委政府推動的破產;在審理思路上仍舊比較保守,實行“受理把關上移、審理推進下壓”,并提出了“能辦盡辦”的目標。這一階段雖然沒有成立專業化審判機構,但因為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專人專辦”,已經具備了審判機構專業化的雛形。

     階段三:專人專辦,成立專業化破產審判團隊。

    2017年司法責任制改革后,傳統的庭室職能被打破,破產合議庭名存實亡,破產審判工作處于停滯狀態。由于員額制突出審判業績導向,在缺乏合理的破產案件考核機制的背景下,面對訴訟案件的巨大壓力,員額法官對破產案件普遍存在消極應付甚至躲避心態,導致破產案件無法有實質性推進,無法建立起科學有序的工作機制。從破產案件看,2017年完成的破產審判工作任務,基本集中在日常碎片化時間、晚上和周六周日。民二庭全年新收普通破產案件3件,完全屬于被動應付、不得不受理,根本沒有人員、時間去正面、主動地應對破產審判工作。涉及破產工作的各類事務,無論是作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破產審判工作行使監督職責;還是作為中級法院負責破產審判工作的業務庭,在應對涉破產來信來訪、處理涉破產遺留問題時,員額法官面對自己的常規訴訟案件結案壓力,普遍存在躲避、消極、應付心態。由于審判力量不足,中院受理的八起“執轉破”案件長達數月內均無法實質性推進,破產案件本身蘊含的涉執、涉破產信訪風險和法官履職風險不斷集聚。

    為徹底扭轉上述局面,2018年3月份,淄博中院整合民二庭原有審判力量和職能設置,成立破產與金融審判團隊。在職能配置上,以辦理破產案件為主,同時,基于審判實務中破產案件與金融借款案件高度關聯,兼辦一審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件。在團隊設置上,團隊共有9名成員,包括4名員額法官、2名法官助理、3名書記員。員額法官和法官助理中有5人為法學碩士。專業化團隊的成立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018年,全市法院破產案件收、結案數量均居全省各中院首位。全年共受理破產案件135件,占全省法院五分之一,是2017年全年收案數的近30倍;審結86件,占全省法院四分之一,是2013—2017年五年結案數的2.5倍。在辦案質效突飛猛進的同時,破產理論研究工作也迅速發展,相關調研成果先后被山東破產法論壇、中國破產法論壇、最高人民法院、山東省委政法委等推廣。

二、以“精煉高效”為標準,推動審判隊伍專業化

    審判隊伍的規模大小、結構比例、業務素養直接關系破產審判成效,高度職業化的隊伍是破產審判團隊的核心競爭力。破產審判工作逐步發展為一門“顯學”,但從法院整體工作的角度看,破產審判仍然只是法院工作的一小部分,與破產案件相比,訴訟、執行案件仍然是領導關注的重點、群眾訴求的重點、法院工作的重點。這就決定了,在較長一段時間之內,在案多人少這一大背景下,許多法院難以在破產審判領域傾注更多的審判資源。如何把有限的審判資源優化配置,發揮最大功效,是我們正視問題、解決問題的前提和基礎。拋開這個前提,“加大投入”、“優中選優”、“配齊配強”等要求都難以落到實處。

    (一)專業化的人員結構:優選法官、配強助理、縮減書記員。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第五條“人員配備”中提出“一般按照111的比例為法官配備法官助理和書記員但實際運行中我們發現,上述比例有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按上述比例,以能夠組建合議庭為標準,團隊中法官最少為3人,團隊總人數最低9人。但實踐中這一團隊規模卻往往是理想狀態,尤其是對基層法院而言,難以在破產審判中投入如此力量。我們認為,在人員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調整人員比例、優化人員結構,可以有效彌補人員不足的問題,以有限的人員投入發揮出破產審判專業化的作用和優勢。

    首先,優選法官。選任破產審判法官應以精英化為導向,如淄博中院民二庭原有員額法官9名,在組建破產與金融審判團隊時只留下庭長一名、副庭長兩名,共三名員額法官,其中一名副庭長主管破產審判,一名副庭長主管涉外商事審判和金融糾紛案件。同時,基于優化審判力量的考量,可適當配置人民陪審員參加破產合議庭。現行企業破產法對人民陪審員能否參加合議庭沒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決定受理企業破產案件后,應當組成合議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從上述條款可以退出,人民陪審員參與破產審判合議庭并無法律禁止。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一)涉及群體利益、公共利益的;(二)人民群眾廣泛關注或者其他社會影響較大的;(三)案情復雜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的。由此可以看出,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重要標準是案件疑難復雜。因此,對于符合條件的破產案件,可以邀請熟悉企業運營管理、善于溝通協調的人民陪審員參與合議庭,提升破產審判效率與效果。

    其次,配強助理。“破產案件是開庭與開會相結合,辦案與辦事相結合,裁判與談判相結合”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破產審判實務中,“裁判性事項相對少,事務性工作相對多”的特點較為突出,法官助理在審判運行中起著起承轉合的作用,其工作成效直接決定整個團隊運行的成效,因此法官助理的作用尤為凸顯。如果助理配置不適當,面對繁重的事務性工作,要么是法官分神去處理,但卻必然會影響審判效率;要么是書記員勉為其難去承擔,但卻無法保證工作質量。因此,在助理選任上應該適當補強。一般來講,如2—3名法官,則應該盡量配備2—3名甚至2倍以上能夠獨立開展工作的助理。

    再次,縮減書記員。根據職責分工,書記員主要承擔開庭記錄、卷宗整理兩項工作。在破產案件中,這兩方面的工作大幅度減少,書記員的職能相對弱化。以淄博中院為例,2018年,破產案件開庭記錄數、訂卷數基本為其他業務庭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如果破產審判團隊不兼辦其他訴訟案件,保留1名書記員便可正常運轉。

    (二)專業化的知識結構:深挖法條,借鑒案例,專題調研。

    吳傳頤先生在《比較破產法》中曾提出:“……破產法之研究,較他法為難。蓋破產法不獨包括民法、商事法、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抑包括刑事法規及行政法規。換言之,破產法為上述諸法之混合法,錯綜而研究之,其難有不待言。” 經調研,我們認為當前破產審判隊伍中“不專業”、“不平衡”的問題仍舊比較突出。“不專業”就是不懂破產業務,以淄博法院為例,全市從事破產審判的人員,近70%對破產工作不熟悉,對有關法律法規不掌握;“不平衡”就是各區域之間差別巨大,個別區縣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而部分區縣幾年來幾乎未辦理任何破產案件。針對這一隊伍實際,應重點抓好三方面:

    首先,深挖法條。現行破產法施行至今已十余年,但對法條的理解和適用還未達到應然狀態,對法條進行“惡補”仍舊是一項硬性任務。對此我們主張,一方面強化對法條釋義的理解,另一方,要對破產法條進行學理延展。在具體學習過程中,我們對照王欣新教授《破產法》、王衛國教授《破產法精義》、鄒海林教授《破產法—程序理念與制度結構解析》、李永軍教授《破產法—理論與規范研究》、許德風教授《破產法論—解釋與功能比較的視角》、齊明教授《中國破產法原理與適用》等論著,將法條的內涵和外延作深化理解,探求立法本意。

    其次,借鑒案例。我國雖不是判例法國家,但案例在審判實踐中卻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作用在破產審判領域更加明顯。從實踐來看,受地理位置、經濟發展程度等各方面的影響,部分地區破產審判發展較早,吸納、借鑒這些地區先進經驗,對于解決難題、縮短差距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在具體方式上,一是借鑒外地法院對案件整體處置思路的把握;二是借鑒外地法院對具體的疑難、復雜問題的處置方式。

    第三,專題調研。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調研是更高層次的審判”。深入開展專題調研可以為破產審判實務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如淄博法院通過對企業破產重整方式進行深入研究,在審理淄博鉅創紡織品有限公司重整案件中探索 “破產財產整體托管”、“普通債權差額累進受償”等創新經驗,填補了傳統破產審判機制中的諸多空白,被譽為全國“出售式重整第一案”;以近年來全市法院辦理的破產案件典型案例為視角,深入分析“僵尸企業”處置方向選擇、重整模式選擇資產管理方式如何優化等五個實務問題,被山東高院推廣;以淄博法院破產案件為研究對象,對新舊動能轉換背景下政府托底模式引入戰略投資人、行政許可“平移”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調研成果獲第四屆山東破產法論壇一等獎,受邀參加第九屆中國破產法論壇并作大會主題發言,并以市委市政府《決策參考》形式進行轉化。

    (三)專業化的工作狀態:“極簡模式”下強調“應當”和“擔當”。

    所謂“極簡模式”,是指部分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受限于極為繁重的審判壓力和極為緊缺的審判資源,在短期之內即使是最為簡化的破產審判團隊也無法建立,在這種破產審判“荒野求生”狀態下,辦案人員的業務能力更加凸顯。以淄博某區縣法院為例,2011年—2016年,該院審結破產案件27件,除其中一起外,另外26起破產案件均系同一承辦人辦理,并且該承辦人是在同時辦理與其他法官同等數量訴訟案件的情況下辦理完成的。

    在司法責任制改革導致法官普通案件壓力巨大、許多地方破產審判處于“邊緣化”、破產審判考核機制未建立三者疊加情況下,我們應強調辦案人員不看履歷、不重職務、不論學歷,只看“應當”和“擔當”。“應當”就是法律規定的應然狀態與破產審判實然狀態的高度一致,包括兩方面:一是審判效率符合破產法關于審限的規定;二是在效率基礎上,辦案效果符合破產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擔當”就是盡一切辦法消除法律規定應然狀態與破產審判實然狀態的不一致,不因法無規定而拒絕裁判,不因案情復雜而遲緩拖延。

三、以“精準監督”為抓手,力促案件推進機制常態化

    企業破產案件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構建常態化、高效率的工作推進機制。如果不能設計合理、有效的破產審判推進機制,法院將陷入“有心無力”“有勁使不出”的境地。

    (一)推進機制面臨的困境。

    在審判效率方面,表現為案件無法順利審結,形成長期未結破產案件,既不能實現資產重組、生產要素轉換這一目標,又嚴重影響審判效率;在審判效果方面,表現為許多需要通過破產程序化解的矛盾,由于案件久拖不決導致矛盾激化;許多需要通過破產程序解決的問題,由于案件久拖不決導致問題更加復雜化、尖銳化。

    (二)出現上述困境的原因。

    第一,推進主體層面。破產案件在運作架構上,相對于訴訟案件兩造對抗,法院居中裁判、主導程序的運作架構,破產案件中,管理人是破產程序所涉法律事務的推進主體,法院是程序節點的把關主體和司法尺度的裁判主體,在重大破產案件中,黨委政府是程序推進的保障主體。在應然狀態下,三大主體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但實然狀態下,無論是人民法院、管理人還是黨委政府,都存在缺位、越位等問題,存在“不愿干、不會干、干不了”等問題。

    第二,推進障礙層面。主要體現在“事務、法務、保障”三個方面。事務障礙,集中體現為作為破產程序推進主體的管理人對程序性、事務性工作推進不規范、無章法;法務障礙,集中體現為作為司法尺度裁判主體的人民法院受能力、經驗等限制,對法律法規把握不準,對疑難復雜問題束手無策;保障障礙,集中體現為作為重大事項保障主體的黨委政府在涉及溝通協調等事項上不積極、不主動,或者“開會時到場、推進時扯皮”。

    (三)以“精準監督”為抓手,力促案件推進機制常態化

    1、緊緊抓住“管理人依法履職”這個關鍵點,實現監督對象的精準化。《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在“管理人制度的完善”部分指出,管理人是破產程序的主要推動者和破產事務的具體執行者。我們認為,在人民法院、管理人、行政機關三大推進主體中,抓住了管理人這一行為主體,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壓實管理人責任,也就找準了破產程序推進的抓手。一是,從角色定位看,在三大主體中,司法權具有被動性、消極性;行政權具有補充性、輔助性;而管理人管理人積極、主動、依法、適當的履職盡責,是破產程序推進的根本。二是,從推進實務看,無論是破產程序的具體事務還是疑難問題,人民法院都處于“管理人不報告,法院無法感知;管理人不反映,法院無從掌握;管理人不申請,法院無處推進”的境地,管理人“沒有大事不登門”,法院就陷入被動等待中;需要政府協助的事項,也有賴于管理人在履職過程中得以發現。三是,從工作實際看,許多案件推進不力都是由于管理人拖延造成的,導致政府該作為的不作為。比如,我們曾選取一個工作年度進行了專門研究,在長期未結的14起破產案件中, 10起案件的財產變現、5起案件的職工安置、3起案件的重整計劃執行,管理人沒能及時完成,影響了案件的效率和效果。反過來看,所有效率高、效果好的案件,都是管理人積極履職、人民法院依法裁判、黨委政府保障有力的結果。

    2、緊緊抓住“時間節點完成”這一核心,實現8個階段、82項具體工作監督標準的精準化。結合審判實踐,我們制定了《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對破產管理人工作業績實行量化考核的意見》,將管理人工作劃分為管理人指定階段接管破產企業階段審計評估階段債權申報階段第一次債權人會議破產企業衍生訴訟案件處理債務人財產處理破產程序終結階段8個階段,82項具體工作任務,每項任務均列明開始的時間節點、完成的時限。如“制定接管方案”規定:“管理人應當在接受指定后5個工作日內制訂接管方案并報告給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收到接管方案后3個工作日內通知管理人組織召開接管會議,啟動接管程序。”“接管前通知義務”規定:“管理人在接管債務人的財產、印章和賬簿、文書等資料前3日,將擬接管的內容和范圍書面告知債務人的有關人員,要求其做好交接準備,并告知其違反交接義務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

    3、緊緊抓住“不愿干、不會干、干不了”這三類阻卻破產程序順利推進的障礙,深度歸責,實現監督實質的精準化。針對工作中的常見問題,制定了“甄別—確認—分流—處置”工作機制。即將問題分為“不愿干、不會干、干不了”三大類:“不愿干”即案件客觀上不存在推進障礙,但因管理人主觀原因,如工作責任心不強、作風松懈等不想推進,對于此類,將《量化考核意見》作為規范管理人工作的標尺,嚴格依照《意見》確定的時間節點進行考核;“不會干”因管理人職業能力不足,對法律法規等把握不準,對于此類問題,要求管理人自自困難和問題發現之日起5日內,以書面形式向法院報告,報告內容包括:所遇困難和問題的具體內容及爭議焦點;破產實務中的通行做法及相關案例。管理人研究的初步方案、擬采取的針對性措施,擬解決的時限。“干不了”即因客觀原因,如現行法律法規限制、需要黨委政府溝通協調等事項,導致難以完成,對于此類問題,同樣要求管理人自困難和問題發現之日起5日內,以書面形式向法院報告。報告內容包括:所遇障礙的具體內容。需要黨委決策及其他部門配合的事項;各部門具體需要在哪些事項上具體以什么方式進行配合。

    4、緊緊抓住“以業績定報酬”這一指揮棒,實現監督效果的精準化。首先,管理人逐案申報。在審破產案件管理人根據工作進展和《考核意見建立工作臺賬,確認工作階段并申報工作量,逐一列明實際完成的工作事項。管理人對所列工作事項涉及的文件進行建檔管理,法院不定期抽查相關文件。其次,管理人確定聯絡員。管理人對每個在審破產案件確定一聯絡員,向法院上報聯絡員的基本信息,由聯絡員負責工作量申報事項接收法院通知等。中院破產團隊指定專人負責考核工作,根據管理人申報工作量《破產管理人工作業績量化考核表》中逐項打分。管理人可以對打分結果提出異議,合議庭確認后最終考核結果。再次,考核實行逐月對賬,管理人每月申報工作量,說明具體工作情況,法院核查后打分。根據工作性質,當月應完成的工作,根據完成情況進行打分;根據工作性質,非因管理人自身原因未能完成的工作,作為持續性工作進行考核,在工作完成后根據完成情況進行打分。最后,確定考核結果運用方式。在個案中,以管理人報酬為指揮棒,根據考核結果確定管理人應得的報酬(以考核實際得分占總分1000分的比例作為管理人收取報酬的比例);在總體工作評價上,將考核結果作為下一步評定管理人等級、評選優秀管理人、淘汰不合格管理人的重要依據。

 

本文為第五屆山東破產法論壇獲獎論文,感謝山東省法學會企業破產與重組研究會供稿。

< 上一頁1下一頁 >

微信掃一掃   第一時間讓您獲取清算行業重磅新聞、學術觀點——中國清算網公眾號(qdhx123)!

免責聲明:本網站旨在分享破產與重組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內專家、學者、律師的精彩論文和觀點,文章內容并不代表本網站觀點。如需要轉載網站原創文章,請提前聯系本網站及作者本人取得授權,并注明轉自"中國清算網"。網站轉載的文章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如無意中侵犯了哪個媒體、公司、企業或個人等的知識產權,請來電或致函告之,本網站在核實相關情況后將立即刪除。通訊郵箱:[email protected],電話:15628863727
關于我們 | 人才招聘 | 幫助中心 | 聯系我們 | 友情鏈接 | 網站地圖 | 法律聲明
Copyright ? 2005 - 2018 By 中國清算網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備11030193號-1    
電話:010-84256997       地址:北京東城區史家胡同21號      E_mail:[email protected]
北京福彩快乐8